关于恋人的文本。
再没有什么能让人平静，如果连阅读都不能。
巴特说，一个结构精巧，开场与收尾存在（通常以偶然性粉饰的）必然关系的恋爱故事是“社会以一种异己的语言让恋人与社会妥协的方式”（《Le grain de la voix》,p267）。
而爱情，从来不可能真正构成故事。
“游戏者围绕着情境传递着白鼬”。（我们为何热衷于杀人游戏？）
“情境处于意群之外，叙述之外；它们就像复仇女神，骚动，撞击，平息，再卷土重来，偃旗息鼓，并不比蚊子的骚扰更有规律。”
于是，巴特用名称排列法和字母排列法为散落书中的情境排序，以避免“纯粹的偶然因素可能具有的诡诈，因为偶然很有可能会造成逻辑的序列；正如一个数学家所说的那样，不该‘轻视偶然能够生出怪物的威力’；假如真的出现那种情况的话，那么从某种情境的排列生出的怪物就可能成为一门‘爱情的哲学’。”
Philosophy of love, what a hideous oxymoron.
朝“可读性”吐唾沫，他要的是“不可卒读”和“可写文本”，却仍然成就了第一流的可读性。“象一个细心的厨师，他留意不让语言变稠，变粘。”他的恋人是一部做诗机器，为了种种施虐和受虐的快感，挖掘扩充着自己的情境储藏，无休止地生产符号，供自己消费。
在这场小心翼翼的舞蹈中，小天鹅巴特打开双臂，翘起兰花指，避免触碰迂腐、体系化、重复之地雷，而这终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前排的观众推一推眼镜片，可以看见在他迅速收回足尖的地方，地板上正咝咝地迸射出一串串细小的蓝色铃铛。
一棵长满蜡烛的小纵树从这本淌满蓝色铃铛的书中高高升起来。
